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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标题:我们何以求生,贝尔格莱德不像它听上去那么正

浏览次数:108 时间:2019-09-14

包场看了《潘金莲》,感觉超值,再也不用担心自己的魔音大笑吵到其他观众。
这一次,冯导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美术功底,音乐的部分也是恰到好处,一听到鼓声我就high了。演员的表演还是合格以上的,其实最难表现的黑色幽默不是充分夸张,而是收拢,赵立新大叔戏份不多,却让人印象深刻。一部电影,本子好,就成功了一半,刘震云就是有这种能力,95%的台词都是禁得住推敲的,另外5%,也是种种博弈的结果,没什么意外。
最后说我喜欢的冰冰,这些年她赚了很多,演了不少使人无语的作品,让人几乎忘了《手机》里的心机,《观音山》的迷惘。
女演员中,刘涛的人设是蛮讨喜的,军人出身、贤妻良母、不离不弃、帅气复出、全能艺人。范冰冰则完全不同,美得富有侵略性,对事业步步为营,对头条把握精准,棱角十足,从一开始就桃色新闻缠身。
说来有趣,沃伦·比蒂的风流使人艳羡,伊丽莎白·泰勒的多情却千夫所指。
一个社会,只有在女人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,如同男人一样时,才是真正开放。美丽,不是人的原罪。
感觉冰冰演技打动我的地方,在结尾部分,平静地和前史县长说出离婚的隐秘,她的所有偏执都有了答案,那是一个母亲的不甘心,越是波澜不惊,越是心疼。
好了,就写到这儿。

半夜里管弦乐手追着马车吹奏,动物园的狮子和象停在人们的窗边外,行房至一半的妓女光着屁股跑到大街上……这番光景,只在魔幻的贝尔格莱德。“这是正午的月亮吗,这是午夜的太阳吗?没人知,没人知——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吗?”

我们何以求生,何以爱

生活在这个时代,我们不需要英雄!没有人可以凌驾于社会之上。谁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一个拥有过度力量的人弄得一团糟。和谐啊,我们要的是和谐的秩序!英雄也不能干扰我的生活!滚回去,蝙蝠侠!滚回黑暗的洞穴去!
绝望啊,这就是刚刚看完电影的一点感受。累了,不愿去想太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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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使飞在地下婚礼上,猩猩钻进了坦克,共产分子开枪误杀演员,儿子溺进水中却吻到了新娘。一九四五,南斯拉夫,地上的人哀嚎连天,地下的人却欢歌起舞。“那是鱼雷吗?那儿有颗鱼雷。”“不,那只是条鱼啊。”

赵月斌

不该散的还是散了,难产的、悬梁的、被最亲的朋友意外杀害的……唯剩一遐想,只得良久围绕着倒挂的十字架,救赎过后,人们在孤独的土地上团聚——和好如初、歌舞无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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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悲怆和毁灭往往无以成奇文,伟大的作品往往是惨烈的、颠覆性的,写作者把人间大恸灌注到字里行间,不但刺痛了大地的神经,也让读者(观众)黯然自照,心生哀怜。这个世界悲惨太多,伤害不断,可是在这个娱乐至上的时代,我们更热衷于制造喧嚣,更习惯于消费一切,还有谁愿意探寻悲剧的源头,有谁愿意汲取悲剧的力量?有些苦难是不可捉摸的,有些缺失是永远无法弥补的,面对种种幸与不幸,你只能为命运嗒然叹息。人为什么活着?活着有没有理由?活着需要理由吗?如果必须寻找一个理由,又该是什么?我一再问自己,又总陷入虚无,找不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,似乎某些切身的体悟也只能当作自我安慰的借口。所以有时候只好认为活着便是寻找借口,只要不愿放弃借口,就一定能找到活下去的理由。那么,对人类来说,哪怕相互之间差别再大、分歧再严重,也许有一个借口是共通的,那就是发自本能的爱,对生命对自身的爱,对他人对尘世的爱,正因有了爱,人才不会绝望,才能代代相传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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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疑,前苏联作家瓦连京•拉斯普金的小说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(吟馨、慧梅译,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4年5月版)就是一部歌咏生命歌咏爱的作品。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,没有惊心动魄的场景,简简单单的几个人,故事甚至也有点单调,作者就是那样不紧不慢,像冰雕艺术家那样,用一把柔婉的刀子,刻出琐屑而缜密的印痕,几乎每一处都细致入微,真切而又冷峭,字字句句都足以打动人心。很难想象,假如没有那种繁复的、甚至有点絮叨的叙述,这个故事还会有多少韧度,如果去掉那些翻来覆去不厌其烦的“重复性”情节,也许这个故事就会立刻变得索然寡味,平庸不堪。
这个发生在1945年冬天的故事是平缓推进的,作者只不过在不断堆砌那无法规避的命运的石礅,直至把主人公完全压跨,只能以结束生命作为最后的了断。尽管如此,作品的支撑点还是“活”,是那种“活下去”的渴望。通过纳斯焦娜的死,拉斯普金提醒人们“要记住”的还是“生”:无论生活多么沉重,永远都不要放弃生存的信念。
诚然,小说是在控诉战争,展示出的却是伟大而又卑微的人性。在苏联卫国战争即将结束时,伤兵安德烈从医院逃回西伯利亚故乡,只能村子外的荒山老岭躲躲藏藏,苟且偷生。为了保证他的安全,维持他的生存,妻子纳斯焦娜始终誓守秘密,一次次越过安加拉河,频频与他相会,给他送去食物、猎枪、蚊帐等生活必需品。小说就这样两头铺开,一条线叙述困顿无助、提心吊胆的纳斯焦娜在河这边费尽周折,偷偷摸摸为安德烈提供“后勤保障”;另一条线则叙述惶惶不安、缺吃少穿的安德烈在河那边焦急地等待纳斯焦娜前来补充给养,也补充温情和安慰。这两条线时分时合,正像纳斯焦娜与安德烈一样,被一条河远远隔开,只能偶尔见上一面。然而这种胶着的状态并没有丝毫令人乐观的余地,他们只能无望地、消极地等待着,只能一天一天地挨下去,忍着,对付着。尽管安德烈变得像个“妖怪”,还学会了狼叫,尽管纳斯焦娜的负担日益沉重,可他们俩还是“套在一辆车上”,仿佛正是因为这种连在一起的绝望,使他们之间的爱变得纯粹而且炙烈,让他们甘愿“死在一起”。也许正是种不计后果的爱最会创造奇迹,多年不育的纳斯焦娜竟然有了身孕。对小说来说,这个意外使本来平板的情节出现了起伏,原本沉闷的节奏也一下子紧张起来。更重要的是,对故事的主人公来说,这是更为严峻的考验,安德烈可以继续躲下去,纳斯焦娜可以继续伪装下去,但是鼓起来的肚子是藏不住的,所以,他们的抉择就使故事的走向出现了摇摆。在这种境况下,安德烈偏偏要挑战业已岌岌可危的事态,非要留下这个孩子,因为他寄望于留下后代,既然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,那么确保孩子的出生就是最好的结局。
纳斯焦纳说:“安德烈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,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已经慌了手脚。”
安德烈说:“纳斯焦娜,命中注定的事,你再逃也逃不了,不管你怎么违背它,它还是我行我素。”
——在这种情况下,只好被动地跟着时间往前走,虽然若无其事,但真相终要败露,纳斯焦纳亦被推到最为薄弱的边缘,似乎一捅就破,然而她的承受力仍然惊人地强大,婆婆骂她找野男人弄大了肚子,公公再三盘问她安德烈的下落,她还是守口如瓶,不惜玷污自己,甚至不惜污赖他人,为的只是掩护丈夫安德烈。不过,她最终还是没熬到孩子出生:为了不暴露安德烈,也为了“求得永恒的解脱”,在给安德烈报信的途中,她被人追踪得走投无路,投河自尽了。
在整个故事里,安德烈都是一个逃避者、索取者。“你什么都别去理睬,把心事通通扔掉,只顾给我生孩子。”“不过,再一次提醒你记住,你要是对谁说了我在这儿待过,我可饶不了你。我的阴魂也会来找你算账。”这些话都出自安德烈之口,纳斯焦娜养活了他,却未赢得他的信任,为了活命,他变得自私又多疑,一切都以自己为中心,全不顾妻子的处境。然而纳斯焦娜却还是心甘情愿地、义无反顾地迁就、安慰着安德烈,因为害怕丈夫失去活下去的勇气,她曾向安德烈许愿说:“要是你走绝路的话,我也决不再活下去——你可要记住啊。”小说的题目大概即源于此,纳斯焦娜就是这样小心翼翼地维护着安德烈的自尊,并把渺茫的希望寄托于战争的结束和孩子的出生。然而她等到了战争结束,却未等到孩子的出生。结果是纳斯焦娜走上绝路,安德烈闻风而逃。
不知作者是不是在有意做出种种对比,以纳斯焦纳的坚忍、柔弱的爱来对比安德烈的外强中干,以夫妇二人的卑微、恐惧在而又渺茫的爱情来对比战争(以及战争观念)的暴虐和不人道,以个人求生的本能对比社会律令和国家规范的冷酷,从而对人类自身的反人性、反理性行为提出了痛切的控诉。活着是美好的,爱是美好的,可这美好又是那么脆弱,有时候你越是追求它越是痛苦,有时候你不得不亲手毁灭它。在强大、僵硬、残酷的社会机制中,个性和自由是可望不可即的,甚至俗世的幸福也被分解得支离破碎,处在这等严峻的生存环境中,保住生命已经难能可贵,如果再去奢求情感的需要,内心的熨贴,就不单是跟整个社会过不去,也是跟自己过不去了。然而,安德烈偏偏是这样的男人,纳斯焦娜偏偏是这样的女子,他们偏偏脱离了“正常”的轨道,成了为社会“正统”所不容的人。“社会”就是那么虎视眈眈,不依不饶。就像安德烈一样,你可以逃走,可以一意孤行,可你一旦做出选择,就只能接受惩罚。回去是死,不回去也是死,既然你越位了,就不可能重新复位。所以,这种情况下,能够容忍他的,只有被社会遗忘的荒野,而纳斯焦娜要容忍他,也必须与社会悖离。
但是,谁又能割断对社会的依赖,谁又能摆脱社会的挟制呢?通过安德烈,分明能够看出,虽然他要吃饭穿衣,还要两情相悦,但也学狼叫,吃生鱼,甚至还去偷牛犊,可见,在那样的生存环境中,他变得自私、残暴,人性在慢慢退化,露出了动物式的野性。与此同时,纳斯焦娜则在竭力维护他的人格、竭力把他拉回人间的温情中。所以,纳斯焦娜显示出一种母性的宽广无私的爱,不但要抚慰安德烈心灵的创口,还要拯救他日益迷失的灵魂。在纳斯焦娜身上,显示一种不计得失的圣母情怀,她带着深深的负罪感和羞耻感,替安德烈分担¬——其实是承担——逃亡的罪过、耻辱,她把羞愧藏在自己心里,一个人,挺着,撑着,“不去寻求公道”,也“并不抱怨”,只是“把自身置之度外”,毫无指望地承担、再承担。那么,是什么力量让一个纤弱的女性,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,窝藏一个背叛国家利益的逃兵?这里当然首先出于亲情,出于爱,使她能够毫不犹豫地尊从安德烈的警告(安排);另一方面,大概还在出于对生命的怜悯,出于对安德烈作为人的尊严最起码的看重。在那样的情况下,假如纳斯焦娜也无法容忍自己的丈夫,无疑会把安德烈推向更为无助的境地,那样的世界岂不更令人绝望?所以,我愿意把纳斯焦娜比作人类生存的信念的守护神,尽管安德烈的表现并不出色,后来甚至完全成了见不得阳光的缩头乌龟,可纳斯焦娜还是甘愿“驯服而顺从地默认了所发生的一切”,她不认为那些苦难是谁强加的,而是“她所应得的”,她只是领受着,仿佛到世间来,就是为了受难。
就像《新约》记载的那样,假如耶稣不上十字架,人类也许永远不会明白生的价值。在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这部小说中,假如没有纳斯焦娜的死,也许我们就无从感受到大美大善的爱。纳斯焦纳以她的绝望刺痛活着的人,正因她绝望的承担,才会让生者看到希望,让人们不会接着绝望——必须记住:在我们犯下罪过时,还有人在爱我们,还有人在主动承担罪过,有人在默默赎罪!
让我略感诧异的是,这样一部拷问民族灵魂、充满人道主义情怀的作品,会在苏维埃时期写作、发表出来(1974年),并且获得了苏联国家奖金,或许这也正是俄罗斯民族的可贵之处。再来看我们的文学作品,又有多少文字直面历史直面心灵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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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实,美国电影《冷山》(Cold Mountain,意译应为“寒山”,安东尼•明格拉导演)也是一个逃兵故事。战争加爱情——在这个俗套的模式中,它几乎具备商业大片所需要的一切基本元素:既有极具冲击力的战争场面,也有如诗如画的自然风物,既有血腥的屠杀和惊心动魄的追杀,还有沧桑悲怆的乡村民谣。当然,更主要的,它还有一个感人至深乃至略显煽情的故事:一场穿越生死阻隔的爱情。这样,从视觉,听觉,到心灵,全都调动起来了,你也尽可以深入到1870年代美国南北战争的硝烟中,去感知人类何以涂写历史,何以生生不息。
有人把《冷山》比作《奥德塞》,因为它们的主人公同样都经受了战火的洗礼,同样是历尽磨难才回到故乡。不过,《荷马史诗》中的奥德塞是一位凯旋而归的大英雄,而《冷山》中的英曼则是一个厌倦了战争、渴望爱情的小逃兵,从这一点看,他的情形与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中的安德烈大为相似。在电影中,英曼是听从了爱情的召唤,毅然踏上返回冷山的漫漫长途,故事在英曼归程和艾达的思念之间交错展开,着眼于二人的漫长而又艰难的重逢过程,一边叙述英曼艰难返乡的过程,一边以他的恋人艾达在故乡坚强应对生活的困境遥相呼应。爱的距离由近拉远,又由远拉近,爱的实质也被诠释得刻骨铭心。然而当他们冲破艰难险阻走到一起时,英曼最终还是倒在了“自卫队”追杀“逃兵”的枪下。与小说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相比,电影《冷山》的冲突性、戏剧性更强,男女主人公也都性格鲜明,他们敢爱敢恨,敢于反抗,勇于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,虽然都是悲剧性结局,电影《冷山》的色调无疑更明朗些,甚至它那生硬的尾声(英曼留下了遗腹子,活下来的人都生活得其乐融融)也是在努力制造美好的镜象。之所以如此,除了电影本身投合观众的需要,大概还跟美利坚那种新大陆精神有关,要反对战争,就大张旗鼓地反对战争,不管收获战争的果实是南军还北军,要歌唱爱情,就声嘶力竭地歌唱爱情,不管那爱情是否合乎时宜是否适应形势。所以,在影片中,不但着力表现了主人公顽强的抗争力和生命力,也没有忽视那些在战争的煎熬中仍然保持善良、乐观的“大多数”,正是有了许多人的关爱,英曼和艾达的爱情才不会陷于无援的绝望。
比之《冷山》,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无疑是凄冷的,或许这与小说面对的故事焦点有关,试想英曼潜回故乡之后,是不是也会像安德烈一样永无出头之日呢?怀孕的艾达是不是也会像纳斯焦娜一样有苦难言呢?如果把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看,它们更像一出完整的跨国大戏,《冷山》的演绎的是跌宕起伏的前半场,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截取的则是更具心理张力的后半场。《冷山》以武力(暴力)冲突陪衬人之至爱,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则以不露声色的心理冲突昭示人类求生的本能。同是反观战争,相对来看,当是小说《活下去,并且要记住》更发人深省些,因为它揭示了人类更为隐秘的焦虑与缺憾。
但是,我还是怀着怜惜的心情看待《冷山》,甘愿被那直白、执着的爱情打动,我珍视那种从不轻易绝望的精神,也要在自己的心里注满热诚。正因如此,我才第一次因为看电影产生阅读原著的愿望,所以犹豫再三,还是买了一本小说版《冷山》([美]查尔斯•弗雷泽著,周玉军、潘源译,接力出版社,2004年5月版),虽然有人说它是二三流作品,我还是相信值得一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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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常,“逃兵”总是可耻的,哪怕他的理由再充分。求生也好,求爱也罢,在战争、国家的大背景中,哪里还有自我选择的空间?所以,如果按照常规评断,安德烈、英曼、纳斯焦娜、艾达肯定都是走上末路的人,他们都背弃了国家、大家的利益,被微不足道的个人得失牵住了鼻子。好在人类还没忘自己首先是一个“人”,我们还没忘记用人的目光去审视那些不守常规的人。像拉斯普金、弗雷泽这样的作家,就是从逃兵身上看到了被人类普遍忽视的基本权力,那就是拒绝屠杀的权力,更是拒绝被屠杀的权力。
求生是人的本能,自我保全是人的本能,当生命受到威胁时,逃命也是人的一种本能。那么,战争,杀戮,进攻,是不是也是人的本能?我想,处于野蛮时期的人类或许需要这种本能,但是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,当前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应是完善自我,达成普遍的谅解和平衡。然而,人类并未停止相互仇视、相互残杀,局部战争、恐怖袭击仍在以各自神圣的名义制造着一场又场的血腥。在重重血腥的浸染中,敌对双方都会产生自己的“英雄”,双方也都可能出现贪生怕死的“逃兵”,不过,假如双方的“英雄”意识都淡泊些,假如双方都不是那样骁勇好战,假如双方都产生大量的“逃兵”,那么暴力冲突会不会得以缓冲乃至消解呢?当然,与国家利益、民族尊严比起来,这种想法未免幼稚,一当战事发生,公民就必须为义务而战,这是人类共同遵循的惯例,你只能听从差遣,没有丝毫选择的余地。
据美国《新闻周刊》报道,海湾战争期间,萨达姆为了惩罚“不愿入侵科威特”的逃兵,竟然割掉了3500人的耳朵。这场“割耳战役”持续了三天,从1994年的5月17日到19日,遍及伊拉克所有城市。逃兵们留下了耻辱的标志,即使四年后被“大赦”,他们也因此找不到工作,找不到老婆,只能把这“失耳之痛”携带一辈子。
此方有逃兵,彼方也有逃兵。自2003年美伊交战以来,就有媒体多次报道美军官兵休假后不归队,或者擅离职守,甚至有人脱下军装、穿上阿拉伯长袍当了逃兵。据披露,目前驻伊美军逃兵总数已超过5000人。在这些逃兵中,还出现了两个逃得更“离谱”的人,一个是18岁的布兰登•休伊,一个是25岁的杰里米,他俩不仅逃离了即将开往战场的部队,而且还在加拿大寻求避难,甚至现身说法,在媒体面前公开指责布什政府发动的伊拉克战争违反了国际法。布兰登•休伊说:“这(伊拉克战争)完全是建立在谎言上的一场战争。如果不愿意参加这场战争,我认为,(逃往)加拿大也可以是一个选择。”杰里米则说:“我认为在伊拉克发动战争违反了国际法,因为并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。我不会参与这场战争。”
也许这就是逃兵的尊严吧。无论失去耳朵的伊拉克逃兵,还是失去祖国的美国逃兵,他们失去的已很多,唯独没有失去尊严。你可以骂他胆小鬼卖国贼,但你不能骂他没有良知,不能骂他没有人性,不能骂他没有宽广博大的爱。
但是,谁肯给逃兵应有的尊严呢?对于怕死的逃兵,似乎怎么处置都不为过。就拿美国来说,按照军事法,在战时逃离战场,通常会罪加一等,严重者还可能被判处极刑。最近美军事法庭即以擅离职守罪判处卡米洛•梅希亚——一名据称出于“反战”动机失踪的美军上士——一年监禁。美国国内的舆论普遍认为,一旦战争结束,强硬的美国军方定会找这些逃兵秋后算账,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那两名逃到加拿大的士兵。但是,人类毕竟在前进,人们对“逃兵”的态度也较之从前宽容。在电影《冷山》中,逃兵英曼不就被塑造成了一个正面的“英雄”形象吗?与一百三十年前的美利坚合众国相比,与六十年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相比,2004年的梅希亚没有像英曼那样死在同胞的枪口下,休伊和杰里米也没有像安德烈那样变成难见天日的野人,至少他们的生命没被随意剥夺,像杰里米还可以与妻子儿子在异国团聚。
1998年6月29日,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,引用了胡适先生一段话:“现在有人对你们说:‘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,去求国家的自由!’我对你们说:‘争你们个人的自由,便是为国家争自由!争你们个人的人格,便是为国家争人格!’”(《介绍我自己的思想》) 这位美国总统拉出北大前校长当然不纯乎跟北大学子套近乎,大概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进行自我表扬,贩卖他的自由理念。不过我们倒可以拿这段话来理解美国逃兵,胡适还说:“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!”或者可以问问克林顿,梅希亚、杰里米是不是在为国家争自由,是不是为国家争人格?他们是不是在努力不当“奴才”呢?尽管这种奋斗可能会被判为“个人”的、违例的,然而自来科星顿的枪声响起,正是“违例”造就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民族,正是因为有了不断逃出、胜出的“个人”,其国民性才得以提高,公民的自由精神才得以升华。也正因这种文化背景,才会出现“勇敢”的逃兵。
人类会彻底结束争斗吗?面对这个令人悲观问题,我们还要满怀期待。在那次演讲中,克林顿曾提出“必须享有心灵上的自由”,而胡适也曾说过,“我们现在讲的‘自由’,不是那种内心境界,我们现在说的‘自由’,是不受外力的拘束压迫的权利。是在某一方面的生活不受外力限制束缚的权利。”(《自由主义》)所谓内心与外力,应当是相辅相成的,所以胡适又多次提出:“容忍比自由更重要”,“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”,不单个人要有“大胆怀疑的自由”,社会也应有对异己“容忍的气度”。(《容忍与自由》)所以,我们亦无妨认为,“逃兵”也有权力追求自由,至少有权力保护自己的生命,或者再往前延伸:一个人,应当有选择战与不战的自由,应当有对社会伦理、集体意志进行判断的自由,进而具有中立乃至规避的自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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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至此,才终于接近了我要寻找的借口:做一个中立的人,带着容忍,带着爱,自由地活在世间。这时,弗雷泽在《冷山》扉页摘引的两句话也玄机乍现:
“很难相信,在静谧的树林和微笑的田野间,生物正无声地进行着可怕的战争。”
“人问寒山道,寒山路不通。”
一句出自英国进化论者达尔文,一句来自中国唐代诗僧寒山。通过东西方两位先贤,弗雷泽无非是在为他的小说破题:可怕的战争无所不在,诗境中的寒山却几乎无路可循。这样想去不免令人无奈,然而,我还是愿意带着幻想和感恩,活着并爱着……

2004年8月17日-23日初稿
2005年6月4日修订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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